12月12日下午，作家房伟最新长篇小说《血色莫扎特》新书分享会在济南想书坊CCPARK店举行，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方晨担任对谈嘉宾。《血色莫扎特》被认为是一部中国版的“白夜行”，也是一部记述大时代变革之中，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与深沉反思的“哀悼之作”。在活动现场，房伟详细讲述了《血色莫扎特》的创作历程，以及书中寄托的自己那“难以磨灭的青春记忆”。
房伟
青春的记忆，一生都无法磨灭
《血色莫扎特》围绕十五年前一桩轰动麓城的“钢琴王子杀妻案”展开，讲述了葛春风、韩苗苗、夏冰、薛畅、吕鹏等时代青年，大学毕业之后的人生浮沉。书中既有相爱相杀、浪漫又绝望的爱情纠缠，也有时代风云之下的国企改革、官场变幻与地下世界的黑暗法则。小说以潜逃命案中的“凶手还乡”为引子，精心编织了一个个连环套式的谜团，真实再现了时代转型中个体心灵的悸动以及生命的至善感悟。
书名中之所以出现“血色”二字，是因为小说讲述了一个谋杀案，而之所以有“莫扎特”，则不仅因为小说的主角喜欢弹钢琴，而且书中涉及的12支莫扎特的曲子，让小说在结构上有了“复调”效果，莫扎特的旋律与“莫扎特之死”这一音乐史上的谜团，与小说情节形成了“互文”性。房伟说，小说写的虽然是一桩谋杀案，但自己真正想写的，还是70后的青春记忆，“我在1997年大学毕业后到国企工作，1998年赶上全球金融危机，小说里的众多场景，写的正是我的青春岁月。”有关国企的青春岁月，房伟多年前就写过一部《英雄时代》，这一部《血色莫扎特》的写作缘起，则是他2019年回东营母校时的灵感激发，“那天在母校操场跑步，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就是无论自己身处何方，最后终究会回到生命的起点。青春的记忆汹涌上来，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，那些青春记忆，一辈子也无法磨灭。”
房伟是石油子弟，199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企，最开始有近三年时间都是在肉制品加工厂的最基层干活，“劳动强度非常大，又赶上金融危机，经常三四个月发不出工资，社会压力和人生压力都非常大，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。”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因为演讲比赛表现出色，房伟被领导看中，当上了所在国企的老总秘书，2002年，他终于考上了研究生离开。“五年国企生涯，做过分割、冷库、质检员、财务、统计、团委、领导秘书等等岗位，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，铸成了难以磨灭的青春记忆。”
房伟（左）与王方晨
时代巨轮下的个人命运
国企五年，房伟做的工作和文学没有任何关系，从2002年开始，他又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写论文上。一直到2009年博士毕业留山师任教，房伟才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英雄时代》。2016年从山师调任苏州大学后，已经成为博导的房伟，科研任务变少，于是又开始写起小说。
房伟说，年过四十，很多青春记忆中的人和事开始频繁浮现在脑海，“前年我在《天涯》杂志写了一组有关70后青春记忆的思想随笔，写了我们这代人的个人命运在时代中的飘荡，《龙门的哭泣》写的是高考记忆，《生命中的失踪者》写的是我的那些或失踪或去世的同学。我想把我们这代人生命的呻吟写出来，如果我不写，这些生命的印记也许就永远消失了。”
《血色莫扎特》中的人物，正是来自于房伟脑海中的这些惨烈的“青春记忆”，“在时代巨变之时，所谓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甚至生命，有时候是如此脆弱，时代如巨轮轰隆向前，个人的命运、个人的血肉，不过是时代巨轮的润滑剂。而文学是生命记忆的同情者、唤醒者，我想唤醒这记忆，抚慰这些生命。”
正是在这青春记忆的“激励”之下，不到二十天的时间，房伟就写完了《血色莫扎特》，“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写，那些天仿佛进入了一种燃烧的创作状态，写不完就会坐卧不宁。书中的那些人物，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，急切地等待我把他们写出来”。
燃烧着激情，《血色莫扎特》顺利写完，一场轰动全城的“钢琴王子谋杀案”，一段无望与光亮同在的痛感青春，一次惊恐与忏悔交织的归乡之路在书中次第呈现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评论家刘大先所言，“房伟以多声部叙事的方式，呈现出时代大变革里，一代青年的身心体验。在小说《血色莫扎特》里，不仅有时代变革的伤痛体验，更有着对世道人心的深入思索。这些都为时代大变革中的现实主义叙事，提供了一种新范式。”
历史的褶皱中隐藏着太多秘密
现实题材之外，这些年房伟写得最多的是历史题材小说，他曾一气儿写了22篇抗战题材中短篇小说，后来集结成《猎舌师》一书出版。此后又写了与鲁迅、郁达夫等现代著名作家有关的历史小说。
对于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，房伟认为有两个要点，一是“历史的真实”，二是“文学的想象”，“历史的真实是要回到历史的本源，还原历史的现场。而想象，恰如尤瑟纳尔所言，历史是人类想象的殿堂。”
比如《“杭州鲁迅”先生二三事》。鲁迅先生很难写，房伟说，“自从鲁迅先生逝世，很少有成功的以鲁迅为题材的历史小说问世。究其原因，许是鲁迅的文坛地位太高，鲁迅的情况太复杂，现实牵扯太多。我读史料的时候，发现杭州有人冒充鲁迅，觉得很有趣。鲁迅也专门写了文章来揭露这个事。这种冒充名人的情况，在当代也有不少。但那个时代的底层小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？他与时代是怎样的关系？他们和鲁迅这样的大知识分子，又有着怎样的关联？那种底层生存的知识分子状态，又与当下有着哪些双生性的复杂关联？历史的残酷在于，它只能将一个小人物以丑陋的方式钉在《鲁迅全集》之中，而我想打捞他，让假鲁迅和真鲁迅同处于一个历史关注时空。而鲁迅先生的问题，关乎现代中国的很多关键问题，至今依然对我们有启发。”因此，借助鲁迅，房伟在小说中所呈现的，既有历史的况味，又有小知识分子内心的悲剧感。
另一篇写郁达夫的历史小说也是如此，日本人铃木正夫写过一本《苏门答腊的郁达夫》，希望破解郁达夫的死亡之谜，房伟以此为题材和视角，希望探究“日本与中国的文化碰撞问题”。对于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，房伟表示，第一手的档案、材料尤其重要，“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就是在仔细阅读了九个县的县志之后写出来的。在那些原始的档案中，在历史的褶皱里，隐藏着太多的秘密。”
恰如历史学家卡尔所说，“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一场永无休止的对话。”房伟认为，历史小说的创作，正是作家“介入现实”的一种方式，因此对于历史小说而言，它必须是“活的”。
